命运

我为自己描绘了成为一名法律专家的蓝图——即使不做人权律师，也应该深入到普通百姓之中，帮助那些有冤屈的人，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

劳动者面对残酷的剥削，要求雇佣者遵守劳动基本法，要求促进劳动组织的建立，结果惨遭集体解雇。

小的方面我们就从废除中介费开始，税务登记也做得干干净净，私生活方面更是努力做到洁身自好、毫无瑕疵。

很多女工为了争取生存权利要求厂方遵守劳动基本法，成立劳动团体，结果被集体解雇。很多人参加了具有自救性质的集体活动，却以妨碍业务罪被拘留。

岂有此理！我故意高声抗议：“公安部长您为什么在这里？是不是要怂恿法官批准逮捕令？逮捕令已经被驳回，为什么还不放人？我会记住这个问题的！”我喊的声音很大，故意让所有人听到，公安部长的脸涨得通红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落荒而逃。

他二人强调他们是大韩律师协会派来调查事件真相的，逮捕令既然已经被驳回，如果法官批准了检方的再次申请，协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

其实就是告诫那名法官如果逮捕令批准不当，将来他不做法官的时候，很可能也当不了律师。

人生如一条河，或缓缓流淌，或汹涌奔腾。

大学一年级时，朴正熙政权宣布十月维新，他不满足于通过三选改宪延长执政期，干脆就是要永远执政下去！

就算是再正确的事，为什么非得是你去做呢？”我对此无言以对。

人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长了，对周围环境也熟悉了，日子就会变得安逸。我为了保持紧张状态，故意几个月就搬一次家。当然了，找的都是便宜的地方。

其实法官所做的事是比较消极、被动的，反而是检察官的职能更为积极、主动，可以树立社会正义，所以很多人觉得做检察官更好。

在权力面前，即使信念再坚定，十有八九也会被抛之脑后，这就是人性。

如果这些都是你的工作，你就不会困了。

投入后，可以发展当地经济，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福利，是一个政府与地方双赢的方案。

一般自然环境很美的地方，当地居民对自己居住的环境就会有强烈的自豪感。因为他们知道自然馈赠的珍贵，所以守护环境的使命感也格外强烈。

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政策上重新确立基准费率制，改善多环节流程，减少运输车辆的数量。

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最后再得出共同的结论。

嫌疑人在接受调查时仍然是无罪的，因此在这段时间没有理由让嫌疑人暴露在媒体面前，任由媒体践踏人权。不能用国民的知情权、媒体的采访自由等理由，给践踏人权披上正当化的外衣。

嫌疑人在接受调查时仍然是无罪的，因此在这段时间没有理由让嫌疑人暴露在媒体面前，任由媒体践踏人权。不能用国民的知情权、媒体的采访自由等理由，给践踏人权披上正当化的外衣。我觉得至少在检方起诉前，应该保护嫌疑人不受舆论、采访的骚扰。

但是总统讲的每句话都发自肺腑。“崔道术辅佐了我大约20年。调查结果早晚会让真相水落石出，但是对于他的嫌疑，我不能说完全不知情。如果他有错误，由我来承担责任。我向国民们谢罪。同时也打算承担起责任。除了这次的问题，此前国民们一定积压了很多对我的不满，调查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，我想咨询国民是否还信任总统。我没有任何弄权的手段，大家对我个人道德上的信赖，才是我继续执政的基础。现在道德已经亮起了红灯，因此我觉得我应该接受国民们的审判……我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执政也很困难。舆论环境也不好，国会环境也不好，地区民意也不好，想要克服所有这一切不利条件，需要的不是我对权力的野心，而是我在道德上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拥有的自豪感。现在出了崔道术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不再拥有那样的自豪感，难以再全力以赴地处理国家政务了。”

总统是怎么一步步陷入今天这种困境的？我能够理解总统。他一直以来太穷了。贫穷让他拼命学习，贫穷让他走上了人权律师的道路。如果不曾贫穷，他可能就不会去关注那些像他一样辛苦的人们。他抱着一颗质朴的心要帮助穷人和那些被压迫的人们，于是走上了人权律师和民主化运动的道路。政治只是它们的延伸而已，正是对政治的真挚和热忱让他当上了总统。

但是也不过如此，等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组织里，还是不能摆脱组织的那套逻辑。

当下一次进步、改革政府执政时，书中所讲到的改革课题有多少能够做到？人们总觉得只要政府有决心就一定能做到，但一届政府就算是很努力，在五年任期内能够做到的事情也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。到时会怎样呢？保守阵营会攻击你不应该搞改革、搞福利，进步、改革阵营又会攻击你这两样搞得都不够好，这样腹背受敌的政府岂不是又重蹈了参与政府的覆辙？ 以《进步执政方案》为代表，所有人都在讨论进步、改革政府应该做些什么，但是却很少讨论怎么去实现的问题。现在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不是“该干什么”，而是“该怎么干”。

毫无疑问，就算他们的党领导部门能够正确看待这件事，也会遭到党员的猛烈抨击。

这主要得归功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，咬紧牙关也要让子女们好好学习。